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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是怎么为零售客户服务，通过网络，通过投顾。我们海通研究所一直注意维护跟主要的监管部门、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。还有间接服务是我这段时间一直跟公司纠正的，我没有什么外部服务和内部服务，所谓的内部服务也是外部服务。知道了我们提供哪些服务，还需要思考我们这些多年以来公司投入了这么大的成本，到底研究所积累了哪些资源和关系，哪些用到了，哪些没用到。左边灰色的是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，品牌得到了哪些认可，这是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研究员和研究所已经有体现。未来其实可以提升的空间，我们仔细看下来是相对有限的，因为整个市场的换手率也罢，成熟率也罢，是在下降的。这一条如果还有提升空间，会体现在与公司各业务线的协调和合作上。机构业务换佣金也是需要协助的。

最后，我想说，如果大家只通过看朋友圈文章（甚至就扫一下文章标题）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，肯定会被焦虑所困。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比附和别人给事实赋予的情绪更重要。真正能治得了我们的焦虑症的，是用更加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今天的问题和机会。

先摆数据，1988 年和 1989 年中国曾经历了一轮高通胀——1988（18.8%）、1989（18%）[9]（2017年，我国年通胀率为7.5%[10]）年通胀 18% 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什么事没干，每年工资平白无故少了 18%。再形象点，根据国家物价局出版的《中国物价年鉴》记载，1988 年，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 383 种商品中，动价面达 95% 以上，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 18.5%。

空警-2000应算是解放军目前最“老”的预警机，为什么会派它去呢？很大一个原因应该是空警-2000采用大型空中飞行平台，航程大、续航时间久，这是为战略巡航保障的基础。可惜因为缺乏空中平台，空警-2000这类大型预警平台的数量并不多，这一局面随着运-20的出现应该会发生改变。今天，北国防务（微信ID：sinorusdef）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空警-2000对后来者的影响。

据《联合早报》报道，王瑞杰199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，1997年起多次随李光耀访华，后来在贸工部、金融管理局和教育部任职时，也有多次与中国接触的机会。王瑞杰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，曾经把飞速发展的中国比作高铁，呼吁新加坡商人搭上顺风车。“这列火车现在是高铁，我们要跑得更快，如果不能搭顺风车，站在火车轨道上的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同时，他号召新加坡放眼东盟、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市场，利用新加坡的跨文化背景和与区域国家的友好关系，加强与区域国家合作，把握崛起的亚洲市场。

赵全厚表示，现在国企的投融资和政府的投融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，“政府经常利用国有企业去干政府的事儿，这个时候政府的投融资和企业的投融资边界不清，这就是产生隐性债务的体制原因”。“所谓政府隐性债务，学术上的概念可能更多叫或有债务。其实隐性债务的概念在数的意义上理解是属于可能的政府债务。但怎么分清楚呢？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难题。”白重恩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